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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1[2/3页]

　　试问，你能阻止他们力陈这一辩解吗？其实，凡站在公认意见这一边的人，从来不曾放弃对于这一辩解的一切可能的利用；你不会看到?他?们处理功利性问题真象能够把它完全从真确性问题抽出来，恰恰相反，最主要的，正因为他们的教义独是“真理”，所以对于它的认识和信仰才被坚持为必不可少。在有用性问题的讨论上，若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论据只可用于一方而不可用于他方，那就不能有公平的讨论。并且，从事实来看，当法律或公众情绪不允许对于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有所争辩的时候，它们对于否认那个意见的有用性也同样少所宽容。它们最多只会容让到把那个意见的绝对必要性或者拒绝它的真正罪过减弱一些。

　　为了更加充分地表明只因我们已在自己的判断中判处了某些意见遂拒绝予以一听之为害，我想若把这讨论限定在一种具体的情事上面是可取的；而我所愿选定的又是对我最无利的一些情事，就是说，在那些情事上，无论在真确性问题或者在功利性问题的争辩纪录上，反对意见自由的论据都是被认作最有力的。且把所要论驳的意见定为信仰上帝和信仰彼界，或者任何一个一般公认的道德方面的教义。要在这样一个战场上作战，实予非公平的敌方以极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无疑要说（许多不要不公平的人则在心里说）：难道这些教义你还不认为足够确定而应在法律保护之下来采取的吗？难道信仰上帝也算那类意见之一，若予确信，你就说是冒认了不可能错误性吗？但是必须允许我说，并不是确信一个教义（随它是什么教义）就叫作冒认不可能错误性。我所谓冒认不可能错误性，是说担任?代?替?他?人判定那个问题，而没有允许他人听一听相反方面所能说出的东西。即使把这种冒认放在我的最严肃的信念这一边，我也仍要不折不扣地非难它和斥责它。任何一个人的劝说无论怎样积极有力，不仅说到一个意见的谬误性，并且说到它的有害后呆，不仅说到它的有害后果，并且说到它的（姑且采用我所完全鄙弃的语词）不道德和不敬神；但是，只要他在从事追求那一私的判断时——虽然也享有国人或时人的公众判断的支持——阻挡人们听到对于那个意见的辩护，他就是冒认了不可能错误性。对于这种冒认，还远不能因其所针对的意见被称为不道德或不敬神就减少反对或者认为危险性较少，这乃是有关一切其他意见而且是最致命的一点。正是在所谓不道德或不敬神的场合上，一代的人曾经犯了引起后代惊诧和恐怖的可怕错误。正是在这类情事中，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些难忘的事例，当时法律之臂竟是用以铲除最好的人和最高尚的教义；在对人方面竟获得可痛心的成功，虽然有些教义则保存下来，借以（仿佛讽刺似地）掩护向那些对?它?们或对它们的公认解释持有异议的人们进行同样的行为。

　　向人类提醒这样一件事总难嫌其太频吧，从前有过一个名叫苏格拉底（Socrates）的人，在他和他那时候的法律权威以及公众意见之间曾发生了令人难忘的冲突。这个人生在一个富有个人伟大性的时代和国度里，凡最知道他和那个时代的人都把他当作那个时代中最有道德的人传留给我们；而?我?们又知道他是以后所有道德教师的领袖和原型，柏拉图（Plato）的崇高的灵示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明敏的功利主义——“配成健全色调的两位宗匠”这是道德哲学和一切其他哲学的两个泉眼——同样都以他为总源。这位众所公认的有史以来一切杰出思想家的宗师——他的声誉到两千多年后还在继长增高，直压倒全部其余为其祖国增光生辉的名字——经过一个法庭的裁判，竟以不敬神和不道德之罪被国人处死。所谓不敬神，是说他否认国家所信奉的神祗；真的，控诉他的人就直斥他根本不信仰任何神祗（参阅“谢罪”篇）。

　　所谓不道德，是就他的教义和教导来看，说他是一个“败坏青年的人”。在这些诉状面前，有一切根据可以相信，法官确是真诚地认为他有罪，于是就把这样一个在人类中或许值得称为空前最好的人当作罪犯来处死了。

　　再举另一个司法罪恶的事例，这件事即使继苏格拉底处死事件之后来提，都不显得是高峰转低，这就是一千八百多年以前发生在加尔瓦雷（Calvary）身上的事件。这个人，凡曾看到他的生活和听到谈话的人都在记忆上对于他的道德之崇高伟大留有这等印象，以致此后十八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敬奉为万能上帝的化身。他竟被卑劣地处死了。当作什么人呢？

　　当作一个亵渎神明的人。人们不仅把加惠于他们的人误解了，而且把他误解得与他之为人恰正相反，把他当作不敬神的巨怪来对待，而今天却正是他们自己因那样对待了他而被认为是这样的了。人类今天对于那两樁令人悲痛的处分，特别是二者之中的后者的反感，又使得他们对于当时不祥的主演者的论断陷入极端的不公允。那些主演者，在一切方面看来，实在并非坏人，并不比普通一般人坏些，而且毋宁正是相反；他们具有充分的或者还多少超过充分的那个时代和人民所具有的宗教的、道德的和爱国的情感；他们也是这样一类的人，即在包括我们自己的时代在内的任何时代里也有一切机会可以在不遭谴责而受尊重中过其一生的。那位大牧师，当他扯裂自己的袍服而发出那些在当时国人的一切观念之下足以构成最严重罪行的控词的时候，他的惊惧和愤慨完全可能出于真诚，正如今天一般虔诚可敬的人们在其宗教的和道德的情操方面的真诚一样；而同样，多数在今天对他的行为感到震栗的人们，假如生活在他的时代并且生而为犹太人，也必已采取了恰恰如他所曾采取的行动。有些正统基督教徒总容易想，凡投石击死第一批殉教者的人必是比自己坏些的人，他们应当记住，在那些迫害者之中正有一个是圣保罗（Saintpaul）呢。

　　让我们再加举一例，若从陷入错误者本人的智慧和道德来量这个错误的感印性，这可说是最动人心目的了。假如曾经有过一个人，既享有权力，还有根据可以自居为时人中最好和最开明的人，那就只有马卡斯奥吕亚斯大帝（EmperorMarcusAurelius）了。

　　作为整个文明世界的专制君主，他一生不仅保有量无垢的公正，而且保有从其斯多噶（Stoic）学派教养中鲜克期待的最柔和的心地。所能归给他的少数缺点都只在放纵一方面；至于他的著作，那古代人心中最高的道德产品，则与基督的最称特征的教义只有难于察见的差别，假如还有什么差别的话。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在除开教条主义以外的一切意义上比以往几乎任何一个彰明昭著的基督徒元首都要更好的基督徒，竟迫害了基督教。他居于人类先前一切成就的顶巅，他具有开敞的、无束缚的智力，他具有导引他自己在其道德著作中体现基督理想的品性，可是他竟未能看到基督教对于这世界——这世界是他以对它的义务已经深深投入的——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个祸害。他知道当时的社会是处于一种可悲的状态。尽管如此，可是他看到，或者他想他看到，这世界是借着信奉已经公认的神道而得维持在一起并免于变得更糟的。作为人类的一个统治者，他认为自己的义务就在不让社会四分五裂；而他又看不到，社会现存的纽带如经解除又怎样能够形成任何其他纽带来把社会重新编结起来。而新的宗教则是公然以解散那些纽带为宗旨的。

　　因此，除非他的义务是在采取那个宗教，看来他的义务就在把它扑灭了。这样，由于基督教的神学在他看来不是真理或者不是源于神旨；由于那种钉死在十字架的上帝的怪异历史在他想来殊难置信，而这样一个全部建筑在他所完全不能相信的基础上的思想体系在他自然不能想见其成为那种调整的动力（殊不知事实上，它即经一切削弱之后仍已证明是那样的）；于是这位最温和又最可亲的哲学家当统治者，在一种庄严的义务感之下，竟裁准了对基督教的迫害。这件事在我心里乃是全部历史中最富悲剧性的事实之一。我一想到，假如基督徒的信仰是在马卡斯奥吕亚斯的庇护之下而不是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的庇护之下被采为帝国的宗教，那么世界上的基督教不知早已成为怎样大不相同的东西，我思想上便感到痛苦。但是应当指出，在马卡斯奥吕亚斯想来，凡能为惩罚反基督的教义提供的辩解没有一条不适用于惩罚传播基督教，如他所实行的；我们若否认这一点，对他便有失公允，与实际亦不相符。没有一个基督徒之相信无神论为谬误并趋向于使社会解体，比马卡斯奥吕亚斯之相信基督教便正是这样，能说是更为坚定的了；而他在当时所有人之中还应该可被认为最能理解基督教的呢。这样看来，我便要劝告一切赞成惩罚宣播意见的人，除非他谄许自己比马卡斯奥吕亚斯还要聪明还要好——比他更能深通所处时代的智慧，在智力上比他更为高出于时代的智慧，比他更加笃于寻求真理，而在寻得真理之后又比他更能一心笃守——他就该深自警戒，不要双重地假定自己的和群众的不可能错误性，须知那正是伟大的安徒尼拿斯（Antoninus）所作所为而得到如此不幸的结果的。

　　宗教自由的敌人们也觉到，若不用什么论据把马卡斯安徒尼拿斯说成正当，就不可能替使用惩罚办法来束缚不信宗教的意见的行为辩护；他们在被逼紧的时候间或也承认上述的结果；于是他们就说，就随着约翰生博士（Dr．Johnson）一道说：迫害基督教的人还是对的；迫害乃是天机早定的一个大难，真理应当通过而且总会胜利通过的，因为法律的惩罚最后终于无力反对真理，虽然反对为害的错误时则有时发生有益的效果。这是替宗教上的不宽容进行论证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而不应忽略过去。

　　这种因迫害无能加害于真理遂称迫害真理为正当之说，我们固不能即斥为对于接受新真理故意怀有敌意，但那样对待加惠人类的人们致使人类有负于他们的办法，我们实不能称为宽厚。须知，对世界发现出一些与它深切有关而为它前所不知的事物，向世界指证出它在某些关系俗界利益或灵界利益的重大之点上曾有所误解，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在某些情事上正和早期的基督徒和以后的改革者的贡献同样重大，这在与约翰生博士想法相同的人也相信这是所能赠献与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

　　可是这个学说竟认为，作出这样出色的惠益的主人所应得的报答却是以身殉道，对于他们的酬报却应是当作最恶的罪人来对待，而这还不算人类应该服麻捧灰以示悲悼的可悲痛的错误和不幸，却算是事情的正常的并可释为正当的状态。依照这个学说，凡提倡一条新真理的人都应当象并且已经象站在乐克里人（Locrians）立法会议中那样，要建议一条新法律时，脖颈上须套一条绞索，一见群众大会听他陈述理由之后而不当时当地予以采纳，便立刻收紧套绳，把他勒死。凡替这种对待加惠者的办法辩护的人，我们不能设想他对那个惠益会有多大评价；而我相信，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必是认为新真理或许一度是可取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真理了。尒説书网

　　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直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历史上富有迫害行为压灭真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远压灭，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纪。仅以关于宗教的意见来说吧，宗教改革在路德（Luther）以前就爆发过至少二十次，而都被镇压下去。勃吕西亚的阿诺德（ArnoldofBrescia）被镇压下去了。多尔契诺（FraDolcino）被镇压下去了。萨旺那罗拉（Savonarola）被镇压下去了。阿尔拜儒之徒（Albigeois）被镇压下去了。佛奥杜之徒（Vaudois）被镇压下去了。乐拉之徒（Lollards）被镇压下去了。胡斯之徒（Hussites）被镇压下去了。即使在路德时期以后，只要什么地方坚持迫害，迫害总是成功的。在西班牙，在意大利，在东西佛兰德（Flanders），以及在奥帝国，新教就被根绝了；在英国，若是玛丽女王（QueenMary）活着，或者伊丽莎白女王（QueenElizabeth）死了，也很会早已是那样的。迫害一直是成功的，除开在异端者已经成为过强的党派以致无法做到有效迫害的地方。没有一个可以理喻的人能够怀疑，基督教曾可能在罗马帝国被消灭净尽。它之所以能够传布并占得优势，乃因多次迫害都只是间或发生的，仅仅持续一个短的时间，其间则隔有很长的几乎未经阻扰的宣传时隙。由此可见，若谓真理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占优胜，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

　　须知人们之热心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往往热心于错误，而一使用到足量的法律的或甚至仅仅社会的惩罚，一般说来对二者便都能成功地制止其宣传。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人们会说，我们现在已不把倡导新意见的人处死了，我们已不象我们先人之杀戮先知者，我们甚至还替他们营造坟墓。真的，我们是不再弄死异端者了；现代舆情所能容忍的对于即使是最有毒害的意见的惩罚，其程度也不足以根据那些意见。但是，还让我们不要阿谀自己，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免于法律迫害的污点了。对于意见的惩罚，或者至少对于发表意见的惩罚，还凭法律而存在着；至于这些罚章的执行，即使在近时，也并非一无例证致使人们可以完全不信其有一天会充分复活起来。即在1857年，在康沃（Cornwall）郡的夏季巡回裁判庭，就有一个不幸的人，①据说在生活一切关系方面都还是碌碌庸行的，只因说了和在门上写了几句触犯基督教的话就被判处二十一个月的徒刑。在同时的一个月之内，在旧百雷（OldBailey）地方，又有两个人分别在两个场合上被拒绝充当陪审员，②其中一人并受到推事和律师之一的重大侮辱，只因他们诚实地自陈没有什么神学的信仰；同时还有第三个，一个外国人，则因同样的理由被拒绝对一个窃贼进行控诉。③这种对于报怨求偿的拒绝，系依据法律上的一条教义，即凡不宣称相信一个神（任何一个神就足够了）和相信彼界的人概不能被准许到法庭作证。这无异于宣布这种人为法外之人，被排拒在法庭的保护之外；这不仅等于说，人们可以对他们进行掠夺或攻击而不受处罚，只要没有他人而只有他们自己或抱有同类意见的人在场，这还等于说，人们也可以对任何人进行掠夺或攻击而不受处罚，假如要证明这事实只有靠他们来作证的话。这条教义又以一个假定为根据，就是说，凡不信彼界的人，其誓言概无价值。这个命题显示着，赞成它的人对于历史是太无知了（因为历史上千真万确的情况是，各个时代都有很高成数的无信仰者乃是出色的正直而享有荣誉的人）；凡人只要稍稍理会到，有多少以道德和成就而享世界盛名的人都是众所深知至少是其熟人们所深知的无信仰者，谁就再也不会主强这个命题了。再说，这条规律又是自杀性的，它取消掉自己的基础。在凡是无神论者必是说谎者这一假定之下，它容许了所有愿意说谎的无神论者来作证词，而所拒绝的倒只是那些敢冒不韪，宁愿公开自认一条人所痛恶的信条而不愿肯定一点虚妄之事的人们。实行这样一条自判为背谬于其所设目的的规律，只能视为仇恨的标志，迫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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